人生如戏,我投入的却是真情-《自得其乐 精装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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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有一天,他让家里给他请一台和尚,在他的面前给他放一台焰口。

    他跟朋友说:“活着,听焰口,有谁这么干过没有?——没有。”

    有一天,他很不好了,家里忙着,怕他今天过不去。他瓮声瓮气地说:“你们别忙。今儿我不走。今儿外面下雨,我没有伞。”

    一个人病危的时候还能保持生气盎然的幽默感,能够拿死来“开逗”,真是不容易。这是一个真正的丑角,一生一世都是丑角。

    赞曰:

    拿死开逗,滑稽之雄。

    虽东方朔,无此优容。

    郝寿臣

    郝老受聘为北京市戏校校长。就职的那天,对学生讲话。他拿着秘书替他写好的稿子,讲了一气。讲到要知道旧社会的苦,才知道新社会的甜。旧社会的梨园行,不养小,不养老。多少艺人,唱了一辈子戏,临了是倒卧街头,冻饿而死。说到这里,郝校长非常激动,一手高举讲稿,一手指着讲稿,说:“同学们!他说得真对呀!”

    这件事,大家都当笑话传。细想一下,这有什么可笑呢?本来嘛,讲稿是秘书捉刀,这是明摆着的事。自己戳穿,有什么丢人?倒是“他说得真对呀”,才真是本人说出的一句实话。这没有什么可笑。这正是前辈的不可及处:老老实实,不装门面。

    许多大干部做大报告,在台上手舞足蹈,口若悬河,其实都应该学学郝老,在适当的时候,用手指指秘书所拟讲稿,说:“同志们!他说得真对呀!”

    赞曰:

    人为立言,己不居功。

    老老实实,古道可风。

    晚翠园曲会

    云南大学西北角有一所花园,园内栽种了很多枇杷树,“晚翠”是从千字文“枇杷晚翠”摘下来的。月亮门的门额上刻了“晚翠园”三个大字,是胡小石写的,很苍劲。胡小石当时在重庆中央大学教书。云大校长熊庆来和他是至交,把他请到昆明来,在云大住了一些时候。胡小石在云大写了不少字。当时正值昆明开展捕鼠运动,胡小石请有关当局给他拔了很多老鼠胡子,做了一束鼠须笔,准备带到重庆去,自用、送人。鼠须笔我从书上看到过,不想有人真用鼠须为笔。这三个字不知是不是鼠须笔所书。晚翠园除枇杷外,其他花木少,很幽静。云大中文系有几个同学搞了一个曲社,活动(拍曲子、开曲会)多半在这里借用一个小教室,摆两张乒乓球桌,二三十张椅子,曲友毕集,就拍起曲子来。

    曲社的策划人实为陶光(字重华),有两个云大中文系同学为其助手,管石印曲谱、借教室、打开水等杂务。陶光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教员,教“大一国文”的作文。“大一国文”各系大一学生必修。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有一些和别的大学不同的特点。一是课文的选择。诗经选了“关关雎鸠”,好像是照顾面子。楚辞选《九歌》,不选《离骚》,大概因为《离骚》太长了。《论语》选《子路、曾晳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》。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,这不仅是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,这种重个性、轻利禄、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,对于联大学生的思想素质的形成,有很大的关系,这段文章的影响是很深远的。联大学生为人处世不俗,夸大一点说,是因为读了这样的文章。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,也是选文的教授的用心所在。

    魏晋不选庾信、鲍照,除了陶渊明,用相当多篇幅选了《世说新语》,这和选《子路、曾晳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》,其用意有相通处。唐人文选柳宗元《永州八记》而舍韩愈。宋文突出地全录了李易安的《金石录后序》。这实在是一篇极好的文章。声情并茂。到现在为止,对李清照,她的词,她的这篇《金石录后序》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,她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还没有摆准,偏低了。这是不公平的。古人的作品也和今人的作品一样,其遭际有幸有不幸,说不清是什么缘故。白话文部分的特点就更鲜明了。鲁迅当然是要选的,哪一派也得承认鲁迅,但选的不是《阿q正传》而是《示众》,可谓独具只眼。选了林徽因的《窗子以外》、丁西林的《一只马蜂》(也许是《压迫》)。林徽因的小说进入大学国文课本,不但当时有人议论纷纷,直到今天,接近二十一世纪了,恐怕仍为一些铁杆“左”派(也可称之为“左霸”,现在不是什么最好的东西都称为“霸”吗)所反对,所不容。但我却从这一篇小说知道小说有这种写法,知道什么是“意识流”,扩大了我的文学视野。“大一国文”课的另一个特点是教课文和教作文的是两个人。教课文的是教授、副教授,教作文的是讲师、教员、助教。为什么要这样分开,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道理。我的作文课是陶重华先生教的。他当时大概是教员。

    陶光(我们背后都称之为陶光,没有人叫他陶重华),面白皙,风神朗朗。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,是同时穿两件长衫。里面是一件咖啡色的夹袍,外面是一件罩衫,银灰色。都是细毛料的。于此可见他的生活一直不很拮据——当时教员、助教大都穿布长衫,有家累的更是衣履敝旧。他走进教室,脱下外衣,搭在椅背上,就把作文分发给学生,摘其佳处,很“投入”地(那时还没有这个词)评讲起来。

    陶光的曲子唱得很好。他是唱冠生的,在清华大学时曾受红豆馆主(溥侗)亲授。他嗓子好,宽、圆、亮、足,有力度。他常唱的是《三醉》《迎像》《哭像》,唱得苍苍莽莽,淋漓尽致。

    不知道为什么,我觉得陶光在气质上有点感伤主义。

    有一个女同学交了一篇作文,写的是下雨天,一个人在弹三弦。有几句,不知道这位女同学的原文是怎样的,经陶先生润改后成了这样:

    “那湿冷的声音,湿冷了我的心。”这两句未见得怎么好,只是“湿冷了”以形容词做动词用,在当时是颇为新鲜的。我一直不忘这件事。我认为这其实是陶光的感觉,并且由此觉得他有点感伤主义。

    说陶光是寂寞的,常有孤独感,当非误识。他的朋友不多,很少像某些教员、助教常到有权势的教授家走动问候,也没有哪个教授特别赏识他,只有一个刘文典(叔雅)和他关系不错。刘叔雅目空一切,谁也看不起。他抽鸦片,又嗜食宣威火腿,被称为“二云居士”——云土、云腿。他教《文选》,一个学期只讲了多半篇木玄虚的《海赋》,他倒认为陶光很有才。他的《淮南子校注》是陶光编辑的,扉页的“淮南子校注”也是陶光题署的。从扉页题署,我才知道陶光的字写得很好。

    他是写二王的,临《圣教序》功力甚深。他曾把张充和送他的一本影印的《圣教序》给我看,字帖的缺字处有张充和题的字:

    以此赠别充和。

    陶光对张充和是倾慕的,但张充和似只把陶光看作一般的朋友,并不特别垂青。

    陶光不大为人写字,书名不著。我曾看到他为一个女同学写的小条幅,字较寸楷稍大,写在冷金笺上,气韵流转,无一败笔。写的是唐人诗:

    故园东望路漫漫,

    双袖龙钟泪不干。

    马上相逢无纸笔,

    凭君传语报平安。

    这条字反映了陶光的心情。“炮仗响了”(日本投降那天,昆明到处放鞭炮,云南把这天叫作“炮仗响”的那天)后,联大三校准备北返,三校人事也基本定了,清华、北大都没有聘陶光,他只好滞留昆明。后不久,受聘云大,对“洛阳亲友”,只能“凭君传语”了。

    我们回北平,听到一点陶光的消息。经刘文典撮合,他和一个唱滇戏的演员结了婚。

    后来听说和滇剧女演员离婚了。

    又听说他到台湾教了书。悒郁潦倒,竟至客死台北街头。遗诗一卷,嘱人转交张充和。

    正晚上拍着曲子,从窗外飞进一只奇怪的昆虫,不像是动物,像植物,体细长,约有三寸,完全像一截青翠的竹枝。大家觉得很稀罕,吴征镒捏在手里看了看,说这是竹节虫。吴征镒是读生物系的,故能认识这只怪虫,但他并不研究昆虫,竹节虫在他只是常识而已,他钻研的是植物学,特别是植物分类学。他记性极好,“文化大革命”时被关在牛棚里,一个看守他的学生给了他一个小笔记本、一支铅笔,他竟能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完成一部著作,天头地脚满满地写了蠓虫大的字,有些资料不在手边,他凭记忆引用。出牛棚后,找出资料核对,基本准确;他是学自然科学的,但对文学很有兴趣,写了好些何其芳体的诗,厚厚的一册。他很早就会唱昆曲——吴家是扬州文史世家。唱老生。他身体好,中气足,能把《弹词》的“九转货郎儿”一气唱到底,这在专业的演员都办不到——戏曲演员有个说法:“男怕弹词。”他常唱的还有《疯僧扫秦》。

    每次做“同期”(唱昆爱好者约期集会唱曲,叫作同期)必到的是崔芝兰先生。她是联大为数不多的女教授之一,多年来研究蝌蚪的尾巴,运动中因此被斗,资料标本均被毁尽。崔先生几乎每次都唱《西楼记》。女教授,举止自然很端重,但是唱起曲子来却很“嗲”。

    崔先生的丈夫张先生也是教授,每次都陪崔先生一起来。张先生不唱,只是端坐着听,听得很入神。

    除了联大、云大师生,还有一些外来的客人来参加同期。

    有一个女士大概是某个学院的教授的或某个高级职员的夫人。她身材匀称,小小巧巧,穿浅色旗袍,眼睛很大,眉毛的弧线异常清楚,神气有点天真,不作态,整个脸明明朗朗。我给她起了个外号:“简单明了”,朱德熙说:“很准确。”她一定还要操持家务,照料孩子,但只要接到同期通知,就一定放下这些,欣然而来。

    有一位先生,大概是襄理一级的职员,我们叫他“聋山门”。他是唱大花面的,而且总是唱《山门》,他是个聋子——并不是板聋,只是耳音不准,总是跑调。真也亏给他笛的张宗和先生,能随着他高低上下来回跑。聋子不知道他跑调,还是气势磅礴地高唱:

    “树木杈丫,峰峦如画,堪潇洒,喂呀,闷煞洒家,烦恼天来大!”

    给大家吹笛子的是张宗和,几乎所有人唱的时候笛子都由他包了。他笛风圆满,唱起来很舒服。夫人孙凤竹也善唱曲,常唱的是《折柳阳关》,唱得很婉转。“教他关河到处休离剑,驿路逢人数寄书”,闻之使人欲涕。她身弱多病,不常唱。张宗和温文尔雅,孙凤竹风致楚楚,有时在晚翠园(他们就住在晚翠园一角)并肩散步,让人想起“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”(《惊梦》)。他们有一个女儿,美得像一块玉。张宗和后调往贵州大学,教中国通史。孙凤竹死于病。不久,听说宗和也在贵阳病殁。他们岁数都不大,宗和只三十左右。

    有一个人,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,也没有参加过同期,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,张充和。她那时好像不在昆明。

    张家姊妹都会唱曲。大姐因为爱唱曲,嫁给了昆曲传习所的顾传玠。张家是合肥望族,大小姐却和一个昆曲演员结了婚,门不当,户不对,张家在儿女婚姻问题上可真算是自由解放,突破了常规。二姐是个无事忙,她不大唱,只是对张罗办曲会之类的事非常热心。三姐兆和即我的师母,沈从文先生的夫人。她不太爱唱,但我却听过她唱《扫花》,是由我给她吹的笛子。四妹充和小时没有进过学校,只是在家里延师教诗词,拍曲子。她考北大,数学是零分,国文是一百分,北大还是录取了她。她在北大很活跃,爱戴一顶红帽子,北大学生都叫她“小红帽”。

    她能戏很多,唱得非常讲究,运字行腔,精微细致,真是“水磨腔”。我们唱的《思凡》《学堂》《瑶台》,都是用的她的唱法(她灌过几张唱片)。她唱的《受吐》,娇慵醉媚,若不胜情,难可比拟。

    张充和兼擅书法,结体用笔似晋朝人。

    许宝騄先生是数论专家。但是曲子唱得很好。许家是昆曲大家,会唱曲子的人很多。俞平伯先生的夫人许宝驯就是许先生的姐姐。许先生听过我唱的一支曲子,跟我们的系主任罗常培(莘田)说,他想教我一出《刺虎》。罗先生告诉了我,我自然是愿意的,但稍感意外。我不知道许先生会唱曲子,更没想到他为什么主动提出要教我一出戏。我按时候去了,没有说多少话,就拍起曲子来:

    “银台上煌煌的凤烛墩,金猊内袅袅的香烟喷……”

    许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大方,《刺虎》完全是正旦唱法。他的“擞”特别好,摇曳生姿而又清清楚楚。

    许茹香是每次同期必到的。他在昆明航空公司供职,是经理查阜西的秘书。查先生有时也来参加同期,他不唱曲子,是来试吹他所创制的十二平均律的无缝钢管的笛子的(查先生是“国民政府”的官员,但是雅善音乐,除了研究曲律,还搜集琴谱,解放后曾任中国音协副主席)。许茹香,同期的日子他是不会记错的,因为同期的帖子是他用欧底赵面的馆阁体小楷亲笔书写的。许茹香是个戏篓子,什么戏都会唱,包括《花判》(《牡丹亭》)这样的专业演员都不会的戏。他上了岁数,吹笛子气不够,就带了一支“老人笛”,吹着玩玩。

    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老人。他做过很多事,走过很多地方,会说好几种地方的话。有一次说了一个小笑话。有四个人,苏州人、绍兴人、杭州人、扬州人,一同到一个庙里,看到“四大金刚”,苏州人、绍兴人、杭州人各人说了几句话,都有地方特点。轮到扬州人,扬州人赋诗一首:

    四大金刚不出奇,

    里头是草外头是泥。

    你不要夸你个子大,

    你敢跟我洗澡去!

    扬州人好洗澡。早上皮包水,晚上水包皮。“去”读“kì”,正是扬州口音。

    同期只供茶水。偶在拍曲后亦作小聚。大馆子吃不起,只能吃花不了多少钱的小馆。是“打平伙”——北京人谓之“吃公墩”,各人自己出钱。翠湖西路有一家北京人开的小馆,卖馅儿饼、大米粥,我们去吃了几次。吃完了结账,掌柜的还在低头扒算盘,许宝騄先生已经把钱敛齐了交到柜上。掌柜的诧异:怎么算得那么快?他不知道算账的是一位数论专家,这点小九九还在话下吗?

    参加同期、曲会的,多半生活清贫,然而在百物飞腾、人心浮躁之际,他们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,并能在高吟浅唱、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,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,不颓唐,不沮丧,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、旋涡中的砥柱。他们中不少人对文化、科学做出了很大的成绩。安贫乐道,恬淡冲和,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。这个传统应该得到继承,得到扶植发扬。

    审如此,则曲社同期无可非议。晚翠园是可怀念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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